然而今天，中国的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按户籍算，如果按常住人口算会更高)，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城市，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城市国家的基本条件。所以当疫情发生后，在以前历次危机时期可以缓释城市失业人口的乡土空间已经变得非常逼仄。因此，这次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需要新的缓释空间。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座里提到过，次贷危机后，乡土中国的危机缓释能力虽然削弱，但是互联网中国的承载能力开始增强。人们失去传统的城市工作后，可以做微商、网店、网约车司机、快递、外卖等。4G以后，又有了大量的人在做直播和网红。我简单的测算，互联网中国创造的增量就业至少2亿人。

　　互联网中国在这次疫情危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但是边际效果已经越来越弱。虽然外卖类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网约车企业却快速收缩。总体来看，互联网行业对本次就业危机的吸纳能力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力量不足。

　　此时，原始商业味道的“地摊经济”在高层的呼吁下成为了热议的焦点。如果高大上的商场、shoping mall、购物广场等代表着城市中国的商业景观，那么地摊经济代表的则是乡村商业在城市的呈现——地摊经济最初来自原始的“乡村大集”。

　　地摊经济可以看作是城市对乡土的认可和接受，是不多见的乡村对城市的“攫取”(大多数时间是通过剪刀差城市攫取乡村)。在过去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是拒绝乡村商业的——中国特有的城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无论如何非议，地摊经济构建起了一个底层社会生活生存的空间闭环。低收入或失业人群在此摆摊，同时在此消费(比如卖廉价小商品的在小吃地摊便宜解决吃饭问题)。如果城市存在着不同阶层的空间之争，那么地摊经济是城市生存空间的再分配：

　　——给城市低收入和失业群体留一个生存机会。

　　当然，地摊经济导致的卫生、交通等问题，需要城市管理者在发展地摊经济之前就通盘考虑，但这不应该是拒绝它的理由。另外，还要考虑一窝蜂搞地摊经济，地摊商户过度增加库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导致亏损的问题。这样地摊经济不仅没有起到解困的作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贫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和地摊商户提前意识到。然而，城市化仍然是大方向，城市中的问题需要城市发展来解决，而不是靠去城市化来解决。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体现的则是发展中的、更宽容、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

　　——它容纳了乡土，理解了底层，自己也在乡土的烟火气息里得到安慰和救赎。

　　(本文作者介绍：赵建 西泽资本(香港)首席经济学家，济南大学商学院教授，西泽金融研究院院长，曾担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平安银行研究中心主任。)

　　部分文字来自《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