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有一个观点：新教精神及其形成的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创新机制的根源，同时也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东方的儒家伦理可能是东方不能诞生资本主义的精神根源，而且对现代社会的创新会产生阻碍。这一观点的提出似乎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创新的崛起以及东方为什么不能诞生现代工业创新体系。其实，这是典型的事后诸葛亮总结式分析。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泰勒在他的著作《为什么有的国家创新力强》谈及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卡德韦尔阐述的一个定律：从数千年的历史看，一个国家的创造力只能维持短暂的时期。幸运的是，总有国家接过创新的火炬。作者进而认为，这一现象其实与国家体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创新更重要的推动力是“国家不安全感”，因为他已经发现，从几千年的人类看，创新可以发生在任何一种体制中间，只要这种体制活力充沛，有一种生存危机意识，就是所谓的“不安全感”，而中华民族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意识体系中，“居安思危”恰恰是其最低层的逻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繁衍数千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出现断裂，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意识有关。而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全年释放了民族的这种危机意识，刺激了我们的企业家群体“只争朝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
这一基因，仍然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家在新时代取得新成就的基础推动力。
让这个社会珍惜中国民营企业家吧，他们是劳动者中的佼佼者。
以下文章来源于国装智库 ，作者周永亮
国装智库：国装智库是由国家级装备制造业首席智库----国资委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联合一批装备制造业领域的资深专家、行业领军企业、大型投资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的先进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智库平台。
